当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迫害大法时,刘新颖与丈夫曲辉夫妻俩在本市上访无效的情况下,准备进京依法上访,在大连机场被非法拘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当时刘新颖正处于哺乳期,也被非法关押,小孩十个月就被迫与妈妈分离,强行断奶。
二零零零年一月,刘新颖与丈夫曲辉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非法抓捕,曲辉被警察拖到警车里殴打。被非法带回大连后遭罚款9700元,开除公职,关进大连港看守所。随后,刘新颖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三年,丈夫曲辉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
曲辉因坚持信仰,在大连教养院遭受酷刑折磨。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曲辉被折磨的多次昏迷。一次醒来后,听见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教养院有一名叫乔威的警察,在暴打曲辉时还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曲辉被迫害得颈椎骨折,高位截瘫,生殖器溃烂,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教养院。
劳动教养院事后不承认打人,说曲辉是自伤自残。在大连市中心医院抢救初期,教养院和医院党委联合下令不准家属见面。用什么药,使用什么医疗设备和吃什么饭得教养院党委同意。在医药费方面,教养院想欺骗家属承担,被家属拒绝。教养院队长威胁曲辉如果不“转化”(强迫放弃修炼),就不承担医疗费用。
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护理,曲辉病情恶化:身体衰竭,心律达160/分;肺功能衰竭,不能呼吸,气管切开插呼吸机;肾功能衰竭,插导尿管,重度腹泻,只能靠输液维持;全身多处褥疮,其中臀部褥疮最重,深达骨盆将近10厘米,骨头脊椎露在外面呈黑色,散发着恶臭,以上并发症哪一项都能要了曲辉的命。医生通知准备后事,在刘新颖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数次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回家后,刘新颖全天照顾曲辉的起居生活,曲辉的身体虽然有所好转,但仍是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扶着坐都坐不起来,大小便失禁、吃饭、喝水、翻身、吐痰都得刘新颖帮忙,只是离开了教养院人的监控,他们心情能稍微好一些;即使这样,生活也并不平静,仍然处于中共的监视居住状态,经常有人登门骚扰,有人扬言要抄他们的家,有时候,妻子刘新颖带孩子到外面散步,都有人跟踪、监视。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刘新颖到教养院拿手续,门岗询问事由,刘新颖就把实情讲给他听,旁边有位家属出于好奇问:“法轮功好吗?”她很自然地答了一声:“好。”就因为这句很平常的真话,她被女队队长苑龄月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抓进机场前派出所。一个警察对刘新颖进行打骂审问,根本不听她有重病人需要照顾的讲述,扣押了一天。傍晚她到家时,曲辉又渴又饿、满头大汗躺了一天,下身已让尿浸透。女儿在幼儿园孤单地等着妈妈。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大连市政法委、大连市公安局针对安装海外新唐人电视台接收器,绑架了七十多名大连法轮功学员。秀月街派出所警察在中山区怡和街绑架了刘新颖,并抢走她身上的钥匙并抄家,家里被翻得乱糟糟的。刘新颖的丈夫曲辉全身瘫痪,那时已经十一年多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警察不通知家属,刘新颖十三岁的女儿放学后找不到妈妈,在家哭了一宿,不知妈妈哪去了。曲辉因为得不到妻子的照顾,在家痛苦的喊了一夜。
曲辉在经历了身心的极大痛苦十三年后,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九日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五岁。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家属在大连市殡仪馆的二楼为曲辉举行告别式。然而在告别厅门前,一些便衣警察混杂在悲痛的亲友中,窥视着吊唁的亲朋,偷偷地进行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