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孙冠洲，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之前被禹州市国保大队的耿松涛、夏玉霄、赵乃成等六人以查电脑病毒为名闯入家中绑架，六天内被迫害致死。妻子张燕萍苦熬七年，日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让人们了解这场迫害的邪恶。

张燕萍在控告书中说：“可怜我的小女儿千里迢迢回到家听到的竟是父亲死去的噩耗。……”

下面是张燕萍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我叫张燕萍，我和丈夫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记得一天晚上出去散步时遇到一群人在看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忌，利用手中权力悍然发动了对上亿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疯狂迫害。这场迫害使成千上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的丈夫孙冠洲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被非法拘禁，仅仅六天就被迫害致死！[1]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丈夫和同修王京华老师一道去北京想为法轮功讨个说法，但哪里有说理的地方？到处都在抓人，无奈丈夫和同修们又回到当地。从此，我们就没了好日子过，整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丈夫被学校领导逼迫表态，否则就要交给上级处理。丈夫的同事马新红老师就因为坚持修炼被拘留，被劳教。我丈夫和其他几位同事被领导“帮教”，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得去学校写保证。我丈夫觉得很屈辱，很痛苦。书被迫上交了，功不敢炼了。我们觉得自己的脊梁骨被打断了！

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被迫害前，我丈夫和王京华等同修为解决学员看书问题曾找一位常人印制了一部分李洪志老师的著作《洪吟》，当时一本按零点三元收费，收的钱刚好够给人家印刷厂。迫害开始后，这事被国保大队知道了，他们就把我丈夫和王京华老师找去，一顿威胁恐吓，非要丈夫说出印刷的人。我丈夫和王京华老师分别被罚款五百元，没给收据。那个帮忙印书的常人郭书亭被国保大队勒索了八、九千元！后来，同修们知道后，大伙又凑钱给郭书亭家送去了。这件事印证了法轮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直到二零零三年，为了有个好身体，我和丈夫又开始走回修炼中来。丈夫见人就说大法好，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很多熟识他的人因为丈夫的身体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

二零零五年（或者是二零零六年）冬，学校突然又让法轮功修炼者马新红和丈夫孙冠洲等人写三书，据说是省“610”的人要到学校检查法轮功转化情况。我丈夫不写，很气愤。后来，学校反复催逼，丈夫去学校见了校领导。冀校长见了我丈夫吃惊的说：孙老师精神真好啊！我丈夫马上说：是啊，这就是炼法轮功炼的啊。即使这样，学校还是逼着丈夫违心的写了保证。这件事给丈夫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他认为这是丧失人格和尊严的事。

二零零七年暑假，我女儿在北京生了孩子没人带，我和丈夫去北京给女儿带孩子。谁知市“610”要求各单位对修炼法轮功的人员严加看管，不准去北京。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打电话非要我们回来，丈夫在电话里给校长冀松涛打保证都不行。最后我和丈夫不得不再打车回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上午九点左右，我和丈夫正在家中吃饭，禹州市国保大队的耿松涛、夏玉霄、赵乃成等六人以查电脑病毒为名闯进我家，不由分说就翻箱倒柜搜查，抢走了家中的电脑、大法书籍，然后将我丈夫绑架到政保科，当日晚我丈夫被关进拘留所。

这期间，我向办案警察反应丈夫的身体状况，要求给丈夫检查身体。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上午，警察通知我和拘留所警察带丈夫到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在第一人民医院，大夫诊断出哮喘、高血压症状，并出具丈夫需住院治疗的证明，我也再三请求让我丈夫住院治疗。办案警察不允许，当天又把我丈夫拉回拘留所关押。没想到这一面竟成永诀！

回来后，我担心丈夫的身体，寝食难安。我就去找办案警察耿松涛，要求让我丈夫保外就医。耿松涛要五万，后来又改为二万五千元人民币。我一时凑不齐，给耿松涛五千元，耿嫌少，又推脱说不是自己一个人当家的。耿让我回家等。

二零零八年三月九日晚八点多，我在家突然接到耿松涛电话，说让我赶快去北关医院。我赶到医院，没想到见到的却是丈夫冰冷的遗体。

三月十日下午，我和急急赶回的大女儿一起去医院看望丈夫的遗体，恶警夏玉霄和耿松涛为推卸责任不让我们看，并强迫我们签字火化！丈夫死的这样突然，又不明不白，我们怎么可能签字呢？！

据知情人说，自三月六日带我丈夫去体检后，我丈夫孙冠洲曾多次向狱警反映自己心口疼，要求保外就医，但拘留所监管人员反诬说我丈夫是装病，根本不予理睬！办案警察耿松涛、夏玉霄明知道我丈夫身体不适宜关押，却迟迟不放人。就这样我丈夫竟然冤死拘留所！

迫害类型：
抄走大法书、师父法像、真相光盘； 勒索钱财；

迫害事实相关报道：

责任单位及恶人：
禹州市公安局 : 耿松涛， 赵乃成， 夏雨霄
禹州市六一零

更新日期: 2015年11月5日 0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