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一天，单宜民被警察带到凯旋路派出所。象审犯人一样被记录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问去吉林省政府一事，并让在诬蔑法轮功、保证不炼的单子上签字。过几天，校长祖长录、书记杜丽娟找单宜民谈话，放弃修炼，下班了还不让走，并和单宜民的家人配合全天监控。后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教育局都向书记刘桂琴了解单宜民的思想动向。就这样每天在领导、同事的监视、歧视、不解、嘲笑与冷漠中“工作”。

二零零七年初单宜民写了书面申请要求上班，后又拿着吉林省省委的文件去学校找校长祖长录和书记刘桂琴，要求恢复工作和一切待遇。他们说考虑一下。没几天，听说学校、教育局要送单宜民去洗脑班，就去找校长祖长录。他蛮横的说：“为她自己也要单办洗脑班（那时长春市洗脑班已解体）”。丈夫只好无奈的和祖长录商量只要不送洗脑班，就同意不来上班，保留档案，退休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