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人：宋佰利

我98年秋有缘得法。在修炼中，我长年的腿疼、腰疼、肺病、咽喉等多种顽症都彻底痊愈了。1999年的7.20以后，先是地方派出所非法到我家查找抄过一次大法书，后来又是公安分局经常到我家非法抄家，查找大法书籍和真象材料，其间有2次半夜去翻大法资料，仅为了查找大法资料就去了7人次之多，把我的大法书籍、济南讲法带、录音带、录音机、师父的法像、香炉等物品，甚至连炼功坐垫都被一同非法抄走了。2000年的大年三十夜间正包饺子时，公安局长带着4个人员闯入我家，進行所谓的“慰问”骚扰，不安好心的给我们照像说是怕我们去北京，我的身份证也被拿走了，现在也没要回来。并天天派人看着我。2000年秋天我和几位同修为了证实大法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警察非法抓捕，把我转移到一个看守所。当时我和同修们的心都很纯净，心中只有大法。不断的背诵师父的经文等。经过两天两夜的非法审问，我们都没有妥协，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第三天我们被送到一个火车站附近，警察把我们从他们的车中赶出来说：“赶紧回家吧。“我们就这样被释放了。我乘车回了老家，家乡的公安分局派人追赶到我的老家，在怕心的作用下，我说我没有去北京，我是回家探亲，并想接我姐姐到我家去住，就这样我没有被抓。2001年8月份的一天，我外出打工回家途中，被公安分局非法劫持，并到我家一阵乱翻，非法搜查并录像，后来把我关進小号一个多月，白天干活。这次是因为我有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同修在我处取真象资料散发时被恶警发现并被非法抓捕，在审问他时把我供出，然后我也被抓。在这次迫害中，问我那些同修是谁？我把早已被抓進去的5名同修对警察说了，后来我才认识到把已经被非法劳教同修说出去也是出卖同修。后来，我由于情而产生了怕心，违心的写了“保证不去北京、不炼了”。这还不行，警察又逼迫家人必须交一万元钱，勒索去5000元以后才把我放回来。2001年的冬季，政法让街道办整天轮流看着我不让我出门，实行软禁，两个人整天坐在我家里，公安局还派一个姓刘的警察一天打两次骚扰电话，还必须得找我接电话。一直到2001年12月我被非法抓捕。2001年12月份政法和公安分局把我找去谈傅怡彬杀父母和妻子之事，想借此攻击法轮功，想让我失去炼功的信心。我识破他们的诡计，并反借此机会一连串的向他们讲真象，揭露了这是栽赃陷害。因我不配合激怒了他们，我被第二次非法抓捕，关了几天小号后，又把我送到洗脑班。由邪恶之徒带领30个科级以上干部轮流对我们迫害，逼我们看攻击大法的图片、书籍和栽赃陷害大法的电视录像。我由于情放不下，怕牵连孩子，怕心严重，我想表面上接受洗脑，心中坚定就行，等出去还炼。就这样理智不清的写了“五书”，又违心的背叛师父、背叛大法。在怕心和常人的狡猾带动下，今年5月份用笔名写了一个严正声明，后来看了师父的讲法和同修对严正声明提出的一些认识，才意识到这是一种肮脏的做法。我必须严肃的写出发自内心深处的严正声明：我在公安分局和洗脑班写的“五书”和所有的不正的言论，以及邪恶逼按的掌印、指印等全部作废。我坚定真诚的选择师父给我铺的修炼之路，时时不忘向内修、向内找，决心做好师父给我安排的正法时期的三件事，走好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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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日期：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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