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于1995年就职于兰州国营中兴电子仪器厂，从事长期驻外销售工作。

1999年7月20日，为了要求还大法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还法轮功学员修炼的合法环境，高锋从驻外石家庄办事处向领导请假后去北京上访。7月21日，几万名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羁押在北京市丰台体育场，直至傍晚。

高锋因不配合上大客车，被转运走，遭到几十名警察的暴力毒打，眼镜被踏碎，右脸部被打肿，浑身多出受损伤。7月22日，高锋继续上访，又被非法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单位大会堂一天。

1999年11月，高峰从外地办事处回国营中兴电子仪器厂后，厂领导以高峰不上交法轮功书籍、要继续修炼为借口，派厂里三人和一个司机开专车送高峰回他的父母家，说出啥事情与厂里没责任。厂里也不理会高峰这一年的工资情况。

2000年2月，曹东到兰州办完事后与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高峰乘火车返京，25日乘警发现高峰在火车上看《转法轮》，就问二人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得到确定回答后，乘警将二人非法拘捕，后移交给内蒙古集宁市公安局，公安局以“在火车上阅读《转法轮》”为罪名对二人实施行政拘留，把二人送到集宁市戒毒所与吸毒犯关押在一起。

在集宁市戒毒所里，高锋和曹东遭到吸毒人员共计11次的暴力殴打。被踢小腿下跪；耳门揍拳；当胸飞脚踢等。曹东被打的呕吐不止、喘不过气来；高锋的右耳被打的好几天后才恢复听力。因在戒毒所公开炼功，高锋还遭到警察高林拿牢房钥匙殴打和辱骂。高锋和曹东前后买了三百元的食物、生活用品，都被吸毒犯们抢劫一空。

他们还被强迫劳动，给吸毒犯们倒马桶，包括给女吸毒人员也倒过马桶；强迫打扫牢房、院落卫生；铲扫厕所内外的脏冰；给田里运送大粪、砍树、掏根等。而每天的伙食没有任何菜，早晚各一个二两的粗粮馒头、一碗开水。一个馒头要扣四元钱。高锋和曹东每日被扣伙食费各八元。

他们共被非法关押了22天，带的大法书籍全被扣留，另外扣了约352元钱作为在戒毒所里每日的生活费，没给任何扣生活费的单据。离开戒毒所时，高锋检查自己被搜走、放在公安局的东西，发现有丢失。

2000年2月，高峰继续到工厂报到上班，工厂邪党党委书记范玲春说：厂子不行了，你外面找好工作去吧等。高峰后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到北京外资私企工厂，该厂最高经理因明白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拍板答应让高峰来上班。

2000年5月初，因被该公司不明真相的人陷害，当地片警找到单位给总经理施压，不得已高峰被迫辞职，在北京继续流浪找工作未果。

2000年6月初，高峰再回兰州原单位请求解决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最后工厂派副厂长兼党委书记范玲春来回话，并叫来工会主席王满焕、保卫科科长刘红、劳资科科长舒科长。范玲春说：“你的问题我们就算悄悄开除了，厂里不再张扬，户口等都给你保管好，你只要找到单位就调离。王主席、刘科长都来作证……你的工作也都干的好着呢，只是你炼功，上面施加压力…你的资金我们核算了，你和厂里互不欠账，刚好相抵消。”

其实，高峰1999年的8千多元工资以及以前的提成等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就这样算互相“抵消”了。而高峰根本就没有欠过厂里一分钱。为了收回货款，高峰用自己的钱打点外地商场的经理等。

2000年10月21日，高峰因在北京制作法轮大法真相数据，并以各种方式证实法、讲明真相被北京恶警非法抓捕。

2000年11月19日晚，高锋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在丰台一幢楼房内交流，结果被非法抓捕。北京市局、国保大队、丰台等三个地方的几十名公安、便衣连手出动。

公安在非法审讯时，暴力殴打高峰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用鞋底、晾衣架、手铐等满头满脸的打，揪着头发往墙上撞。强制扣留了高锋看的大法书和手机、电话卡、传呼机、现金若干等，不给开任何票据，警察全部私吞了。

当夜，高锋被非法关押到海淀看守所。刚到看守所办公室的门外面，听见交差的警察告诉里面的人说：“这一个外地的，说了姓名和地址了”等等。一会儿把高锋拉到办公室里面，就遭到三个凶狠便衣的毒打，揪着头发使劲往墙上撞，高锋头皮都肿了。

海淀看守所103室的警察李军和另一男一女年轻人，连续三周白天、夜间不间断的对高锋进行非法提审，不让他睡觉，严刑逼供，诱供。用电棍不断电击高锋全身的敏感部位（包括生殖器、脚心等处），多处被电焦流脓水。

为了寻找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李军等在夜间给高锋上了背铐、脚镣，在阴冷的黑雾中，他们和顺义的几十个警察开三辆依维克车到密云附近寻找。沿途李军等不停的暴力殴打高锋，威胁、恐吓、谩骂不断，以高锋是外地来的为由，威胁要把高锋活埋到深山里、扔到密云水库里淹死而没人会知道等，想强迫高锋说出法轮功学员的家。

途中路过顺义的某桥头，他们停下车说：“你再不说，我们就把你推到桥下，制造车祸，就说你是跳车自杀。”并拖着脚镣把高锋往车下拉，在其中有善良心警察的劝阻下才停止了做恶。

高锋被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十筒七号牢房，牢头犯人姓于。高锋因盘腿而被罚坐板，不让打瞌睡、不让炼功，站着打瞌睡眼睛一闭，就被他们摇醒，说高锋在炼功。高锋还被冷水多次浇身（名曰“洗澡”）。第五天晚上，由于高压迫害中高锋几天来几乎没有大便过，半夜内急的不行（特别想大便），看到二牢头大便后，高锋也去蹲下。

二牢头和值班的犯人不让高锋大便，连打带骂把高锋从厕所蹲坑处揪起，说晚上不让大便，只能小便。没办法，高锋硬是把大便憋了回去。这一憋，就再也没有在海淀看守所牢房里大便出来过，而且每天还照常吃两顿饭，还喝生水也没见效果，就是后来遭到警察电棒多次的毒打过程中，也没有大便过。

直到在海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2天后，高锋被转至北京七处看守所（北京市重刑犯看守所）的第三天上午，大便出来了，大便把地漏都堵塞了，肛门也裂开流血。从那以后，高锋就出现在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十来天不大便的痛苦现象。

在北京七处看守所，高锋被非法关押在415牢房。在这里受到非法审讯、强制照像、按手印。晚上值班时，高锋在卫生间炼动功，被监控室的警察发现后强制骚扰，指示犯人骚扰他。一次在地铺晚上打坐，被两个晚上起来上厕所的囚犯干扰。

2001年过年后，高锋和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转至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2001年3月1日，北京丰台区法院对高锋非法判刑四年。开庭时，法院公然违法：如违法限制时间，不许申诉超过三分钟，常被庭长无理打断，不许自由诉讼，也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等等。

2001年法院对高峰非法判刑四年后，通知了工厂。工厂正式借机公开宣布非法开除高峰。而之后的买断工龄问题和资金就一分钱没给。

2001年5月，高锋被劫送至北京大兴县外地罪犯遣送处监狱的六大队里。在那里，被他们强制检查身体、抽血化验。一个警察用电棍迫使高锋等人都蹲下低头。监室牢头等强迫高锋参加奴役劳动，整理线团、串手提袋子、剥筷子等。

高锋半夜打坐炼功，被值班犯人告给姓段的狱警头，他派犯人把高锋左右手用两只手铐分开铐在并排的三张高低床上，两腿间塞了一麻袋没剥的筷子，成“大”字型；上午被坐铐在水泥地上；下午则成“十”字型被站铐在高低床侧，双手被铐向两边外分开，连腿也被并在一起用特制的帮带紧捆在床架上；晚上则被绑在三张床上同样成“十”字型躺下铐着，手脚不能动弹，双脚紧捆。

十几个警察天天轮流来查看，威胁、辱骂、诽谤。狱警指示犯人，借口高锋不叠被子、不干活、点名不答道、不喊报告而多次暴力毒打他。为反迫害，高锋开始绝食。犯人在狱警的指示下，又变着花样来迫害他，除继续捆绑外，晚上开始不让睡觉。那些天的晚上，囚犯睡觉只穿内裤都热的受不了，犯人牢头们却拿出三床棉被，都盖在高锋的身上，还说是怕高锋冷着冻感冒，是“关心”他。

犯人牢头们说有四十多种方法来迫害高锋，每晚用几种花样。高锋的眼睛上、脸上被涂满了清凉油；被用一尺长的特制棒打全身骨节；用手掌打腮帮等。囚犯一边打一边唱歌，在耳朵边大声的吼叫；狱警在监控室里监视犯人迫害高锋。后高锋又被强制到医院打输液等迫害。最后，在遣送回兰州监狱时，段姓警察阴恶的传达江泽民的话：说三个月“转化”所有的法轮功。高锋回答说：“你们永远也转化不了的。”

2001年5月22日，高锋和曹东从北京被一起遣送到甘肃省兰州监狱入监中队。被强迫劳动、政治洗脑。

在邪恶的迫害中，监狱诽谤大法、排演诬蔑大法师父和大法弟子的节目，组织强迫所有的囚犯必须抄写诽谤大法的政治学习资料。利用警察和犯人给高锋开过严酷的洗脑思想批斗会；被长期罚坐小凳；不让睡觉；不让和别人说话；迫使参加政治洗脑学习；强迫劳动；参加军训；扫院子、扫小厕所；打水、挖土方、拣瓜子。

每天早晨要被强迫倒、洗号室马桶，擦门和自己睡的床；周末还要擦玻璃；在厂房打扫过车间内外卫生，每天给几百条出口海关的正林瓜子麻袋印“AAA王”标志；帮犯人记录犯人进出厂房情况，给新来的囚犯用毛笔写姓名等等；同时每天还逼着上大小课；迫使多次参加心理测试；诱骗写思想汇报。

为了强迫参加白天的监督小组政治学习，恶犯何丛山曾经威胁高峰：如果不去，就每天拿根绳子拴在树上象狗一样的学。狱警指导员王长林只要看见地上有烟头、门上有灰尘，就要发火、骂人、扣分。一次王长林上厕所，发现厕所脏后就在院子里恶毒的骂高峰……。高峰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迫害中煎熬度过。

因高峰多次公开炼功，入监队警察苏东海、赵彦中、刘秉成、王长林、岳建忠等参与多次把高峰的双手靠起来，吊在单杠上，脚尖几乎挨不着地。一吊就是近一个小时，高峰被吊得几乎晕过去。第一次被吊了一个下午，小便都失禁了；还被多次铐在双杠上、电线杆上“抱杆”，或罚站，长期手铐不取下来。

教育科科长杨东多次谈话诱骗高峰说：你好好表现，三个月后就可调到教育科给囚犯教书。杨东曾把高锋叫到办公室，强迫高峰蹲下认罪，要高峰承认犯了法。高峰给他讲真相讲道理，杨不听，恶狠狠的打高峰耳光。

几天后，杨东叫囚犯何丛山把高峰叫到教育科他的办公室内，借着酒劲向高峰道歉说那天不该打高峰，是自己不对等一些话。但话锋一转，就开始传达江泽民的迫害指示，说：监狱对你们有三条规定，一是不要炼功，二是不要宣传，三是不再相信法轮功。上面把你们已定为“某教”。我们只是执行机关，是国家的机器。你俩被判刑是法院的事，不是我们判的。送来了，我们就管理。你们必须遵守这里面的一切，好好改造，减刑早点回家。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高峰告诉他炼法轮功做好人，这是自由、是信仰，就是要炼。杨东用凶恶的表情，半搂着囚犯何丛山的肩说：这是我在外面的铁哥们，并叮咛何犯：不要叫他炼功、打坐，他炼功你就搔他、拉他的手、扳他的腿。

杨东还威胁曹东和高峰：“我们早就备好了各种方案，手铐、脚镣、电棒、禁闭室，也不怕你们绝食，医务所的管子、钳子等都备好了。”队长刘秉成等训斥曹东和高峰，说什么国家花巨资把你们培养成了大学生，你们反过来还跟政府作对，自不量力，这里是监狱。指导员王长林还不准他俩申诉，说到外面出去再申诉去。

为了反迫害，高峰与曹东开始一起绝食、绝水抗议。到第五天时，狱方把曹东送到了甘肃省平凉监狱关押迫害。高峰则被狱警和医务所所长鲁超华等多名人员及囚犯，经常按在一张靠背椅上强迫灌食：有按头的、按肩的、按胳膊的、按压腿的、捏嘴的、拿管子插管的等，进行灌食迫害。高峰并被强制抽血化验，肉体和精神遭到了极度的摧残。

高峰被灌食造成了身体内脏损失很严重，呕吐、恶心、鼻子肿大、流血痂、嗓子胀痛、有异物感、胸闷背胀。胃因痉挛摩擦经常疼，灌的食物常返酸水，口中气味极臭。气管和食道常火烧似的难受，腹部经常刺疼。胃里面奇痒、内似有动物抓揪、撕咬。小腹肚脐眼部位常呈放射状刺痛，同时胸部内脏器官有压抑、恐惧和心慌的感觉，头部也常胀痛……每天都在极度的身体和精神痛苦中煎熬。

后来换为输液，高峰被注射了许多各类不明药物。由于长期打吊针，受药物的迫害，输液都找不到血管了。监护高峰的囚犯之一董树成，对一个新入监打吊针的有病犯人说：“炼法轮功的高锋被打的吊针够你一辈子打的了。”

后狱警和医务所就又改为灌食。囚犯传达江泽民的一级一级的迫害指示，说：“上面说了，不死就行，三、四天灌一次就可以了，也不必送医务所或劳改医院灌食了。如果来的法轮功都象他这样绝食绝水咋办！”再后来就是一周灌食一次。

集训队每天要点名查人数十几次，多时达二十几次，常学习，训操。有天训操高锋又不参加，并在大操场上众多囚犯狱警面前打坐，队长岳某某叫恶犯马凌等多人把高锋凌空架走，苏某某叫囚犯把高锋架空盘着腿用两副手铐吊挂在高单杠上，好几个囚犯踩着凳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挂上。

对于参加白天的监督小组政治学习，恶犯何丛善威胁高锋：如果不去，就每天拿根绳子拴在树上象狗一样的学。王长林不准高锋申诉，说到外面去再申诉。到第三个月左右，恶警又挑动监督留守的囚犯对他俩的仇恨，说是因为他俩才给监督的犯人加了捡瓜子的劳动任务。到第三个月左右，恶警又挑动监督留守的囚犯对他俩的仇恨，说是因为他俩才给监督的犯人加了捡瓜子的劳动任务。

从2001年8月底到2002年初的几个月里，高锋为了反迫害，反覆绝食、绝水，有时只绝食不绝水。绝食期间，监狱的各种领导隔三差五来“谈话”，劳改局，司法局，形形色色的都有，拿来许多好吃的劝说，想利用情来打动他。在绝食不绝水期间，每天还逼着高锋干活。绝食中，恶警强迫给打吊针，在劳改医院里被注射不明药物，强迫检查，多次抽血化验。恶警用电棍毒打，吊铐高锋。犯人打骂他们，逼着坐小铁凳，上政治课，不准与犯人讲话，威胁家中亲人，并诱逼胁迫不修炼的家人及其他亲友当面来做“思想工作”，或写信来劝说，使亲友都受到了极大的牵连迫害。

高锋和另一名大法弟子因一起绝食被分开后，医务所所长鲁超华等多名狱警，队长来给高锋灌食。到后来，高锋的身体已经虚弱得连灌食都无法进行，最后又给高锋打吊针输液，每天吊四、五瓶。在那里，每天强逼打针，打不明的药物。许多善良的服刑人员常劝高锋吃饭，说你功要炼饭也要吃，吃饱了好跟他们“干”。后高锋在家人劝说下在劳改医院停止了绝食。

2001年12月24日下午，狱警王长林、刘秉成、赵彦中、贺礼庆四人气势汹汹的拿着电棒，把其他囚犯赶出监牢，只留下囚犯何丛山、马凌。然后在王长林的指示下，把高峰铐在铁床上。刘秉成煽风点火：“你还炼功，你还不尊重领导，啊！上面某某领导今天大训我们：就一个法轮功你们就都没办法了，你们是吃啥饭的？以后再来更多的怎么办？”说着王长林就用电棒动手电高峰。

高峰给他们讲真相。刘秉成一听，更火：“啊！你还敢讲真相，我让你讲。”一把夺过电棒就直接电高峰的嘴，而且在上面来回磨擦，又在头上、脸上、脖子等到处电，一边电，一边不停的骂。赵彦中也一直不停在骂，刘秉成不停手的电击、骂了一个多小时才停手。高峰觉的一道一道肿胀的神经在跳着疼，如同重雷闪电一击一击的，身上电起了血泡，火辣辣的胀疼，嘴、脸、头、脖子都肿了起来。打完临走时王长林说：让他坐着太舒服了，挂起来。就又被几个犯人吊在高低床上吊了约17个小时。干事赵彦中还把高峰默写的大法经文抢走上交了。

刘秉成见高锋躺在床上打吊针输液，就让他坐小凳子，还要他参加大小学习，否则就扣互监组犯人的分。为此恶犯何从善还曾把正在绝食中高锋从床上强拉下床，使高锋左腿半年多走路不好使。每天晚上他们都把高锋吊挂在床上过夜。

在2002年元旦到过年前后的两个月里，高峰被以各种借口搜查铺位、强制搜身多达40余次。以后还遭到其它各种各样的迫害。犯人曹峰、何丛善、马凌也曾先后动手打过高峰。还给高峰开集体批斗会，某些恶警们指示入监队晚上收工回来后，对高峰单独开了十多天的文革式的批斗会，有几十个人参加。但最后这些邪恶伎俩还是以失败告终。恶犯私下也说：“说不过法轮功，只要法轮功的人一开口讲，你只有听的份。”

在高峰绝食期间，监狱的各种领导隔三差五来“谈话”，有劳改局的、司法局的、其它监区的等等。在高峰抓住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中，一个局里当官的人听完后说：“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留下后路？” 高峰说：“你明白就好了。”

狱警杨东等还威胁高峰家中的亲人，非法扣留信件，并诱逼胁迫不修炼的家人、其他亲友当面来给高峰做所谓的“思想工作”，或写信来劝说，使亲友都受到了极大的株连迫害。恶警常利用家人来进行恐吓式的谈话。国安人员还去单位骚扰高峰的姐姐及两个堂哥，威逼他们来做高峰的思想工作，并用工作职位关系来威胁。高峰父母和其他家人长期处于担忧之中，牵连高峰的二伯、姑父、姑妈等都不得安宁。

2002年3月中旬入监中队有了捡瓜子的劳动，恶犯对高锋说安教导和刘教导说了，你不出工不行，就是抬、背、用车子拉也要拉你去，你别难为我们了。也有说车间自由些，让他去。最后高锋被安排在车间厂房阴暗的角落，每天还被威胁要劳动，不许睡觉，常搜身。

有天看完一场歌颂邪党党员的电影后要写所谓“观后感”，高锋没写。王长林扣了互监组的分，引来新的迫害。它们都咒骂他，何丛善还动手打他，拧高锋左耳朵。

到2002年8月，邪恶为了逼高锋劳动，发动好多犯人天天找麻烦，迫害。逼着要背监规，哪怕不背手拿着做个样子也行；从叠的床铺上找事；逼坐小凳子；打菜打的骂骂咧咧的。高锋被逼得没办法，就找主管安竟录，王长林等要求放人。他们说做不了主，上面也不会放你的；最后要求转监狱，也不行。

2002年12月之后高峰被转至二监区三中队。在二监区三中队，由于恶犯的经常汇报，严密监视，干扰炼功，队长不停的找高锋谈话，但道理上说不过高峰，囚犯私下说干部被法轮功说得都低下了头。不久中队长刘维鹏，教导员司朝阳，干事李生勇为逼高锋去劳动，就说上面来的压力很大，你不干点活不好交差，上面说法轮功不劳动就关禁闭。高锋被迫又绝食。给监区派来的两个干部讲迫害真相。最后取消了高锋下车间劳动。

恶警李生勇常来逼高峰要背监规，要“转化”，要看侮辱诽谤大法的电视录像等。在教导员王维红、侦察科的狱警刘永胜等一同陷害下，把高峰以不背监规、不“转化”、还炼功为由，关禁闭戴军铐18天。高峰绝食抗议，遭到狱警以及囚犯许军等野蛮的灌食、威胁、谩骂、罚站、训操等。

解除禁闭后，为继续监视迫害，二监区悄悄分派几十个犯人在不同场合监视、汇报。教导员王维红、刘润云等还不让高峰写申诉，把草稿本也收走了。不让写信，不让与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半年没让高峰接见家人，不让下楼，后来还强迫劳动半月，并多次搜查床铺，抢走高峰默写的经文。

当时的二监区监区长是王明中、教导员是司朝阳、王维宏、刘润云等；监区共有四个中队，三中队中队长是刘维鹏，队长一姓吴，一姓王，还有一个姓万；干事是李生勇等。

2003年6月底，有恶犯举报高锋早晨和中午打坐。教导员王维宏就来训话。这天谈话不成，高锋最后强烈要求要炼功。王维宏恶毒的说：我给你找个你炼去。就把高锋关了禁闭。王还不要高锋写申诉，把草稿本也收走了。

关到禁闭室高锋被铐上特制的军用手铐。戴上这种手铐后手成一字形不能活动。关禁闭回来，高锋被调到十一监号，被监视的更严了，还要前半夜后半夜轮流值班监视。高锋到期出狱时，因始终拒绝“转化”，坚持信仰，被绑架到龚家湾洗脑班继续承受邪恶的迫害。

高峰被判4年刑，在监狱炼功，被多次吊在单杠上，铐着抱电杆，长期手铐，长期不断绝食抗议。被强迫灌食，打药物吊针。曾遭到恶警王长林、刘秉成等的电棍毒打，嘴、脸、脖子、头皮被打肿，起水泡、流脓。恶犯何丛善等也多次单独动手打。恶警恶犯常搜身查铺。

高锋在2004年11月19日从兰州监狱出狱那天，他所有的出狱手续就被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当时的五个人员所扣留，至今未给。当时是龙主任直接带头扣留一切出狱的手续，安宁区政法委的夏书记电话中直接指示的，将高锋直接送到龚家湾洗脑班强行洗脑转化。

2004年11月19日开始，在兰州龚家湾洗脑班，高峰被祁瑞军、警察刘晓峰、李某某、杨东晨、政法委的张晨林、周某某等洗脑迫害。20014年12月1日，祁瑞军为了达到“转化”目的，亲自指示人员把高峰关到仓库禁闭室，背铐后吊铐。致使高峰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的肺结核症状、咳嗽吐血，头部神经剧烈疼痛、头晕目眩、心脏剧疼，身体忽冷忽热、且不住的“打摆子”，全身哆嗦、牙齿打颤，两腿肿的吓人、脚部也肿胀溃烂、手肿的如同馒头。

2005年4月4日，洗脑班祁瑞军强迫高峰的姐姐交1000元钱后，高峰从兰州龚家湾洗脑班被释放出来。从精神到肉体、到思维观念，高峰的身心被迫害的已经不是正常人样。姐姐陪同高峰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发现胆囊极度萎缩，心脏处有一小血管长期堵塞等。医生说要做全身体检，因检查费用昂贵，其它如头部CT、胃肠、呼吸道、血液、神经系统等都没敢再检查。

高峰因为被长期的迫害而体质极弱，不能干重活，长期灌食的迫害造成吃饭不敢吃稍热的，身体上不同部位还常出现红血点，老觉的困乏、疲惫无力、思想紧张，全身血管中常有说不清的异样的不适感，腿部也神经疼等多种症状。

而兰州安宁政法委的龙主任、夏书记没有把高峰的出监狱的手续给他，造成高峰日后无法办理户口，找工作打工艰难等隐患。

为了生活，高峰四处打工，由于没有正式身份证件，加上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找工作都艰难。2006年5月19日，高峰漂泊到北京火车站，在举目无亲，住宿费又特贵的情况下，徘徊中想起了一起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曹东。问了好几个司机，才找到曹东家附近，凭记忆找到了曹东。曹东也刚搬进来几天，高峰就先借住在他家。

2006年5月21日上午，曹东说有事出去，让高峰找好工作再搬出去，曹东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5月26日晚6点多，国家安全局5男1女穿便服和居委会一个女人非法用钥匙打开曹东家，强制非法抄家，把高峰也劫持走。高峰这才知道，曹东是去会见了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陈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后，被国安人员绑架了。

国安人员抢走了所有的大法书、新经文、资料、《九评》一本、两个移动硬盘、一个MP3、曹东的身份证、照片、单据、2盒空光盘、结婚照、胶卷等等。并对高峰进行全身搜查，抢去1个MP3、一个收音机、身份证、通讯录、电话卡、2000多元现金、钥匙等。连鞋也脱了看，裤带也被抽走，强制高峰蹲坐在一边。抄家的清单由居委会的一个女人签字按手印，该女人要求给她也要留一份副件，安全局的头目之一不答应。

在北京安全局一个秘密基地，从5月26日晚开始，高峰就被铐在铁椅子上五天五夜，不让睡觉，稍一打盹就喝令站起来。参与非法审讯的有八男一女，有五人轮换24小时监控讯问，不断的围攻、谩骂。对高峰进行各种精神威胁、恐吓、辱骂、肉体折磨，并殴打他。

到5月29日傍晚，高峰被拉到一个很僻静的医院，人很少。强制灌食时，他们把高峰的胳膊固定住，有两个女护士、两个男医生和四个国安的人。女护士很野蛮的插管子，站在侧面，斜着塑料管子不抹滑石粉就硬插。第一次插了一半就进不去了，拔出后又硬插进胃里。高峰立刻就感到头晕、恶心、胃翻滚、出大汗。

刚开时打不进去，弄稀了点，用两个注射管不停的快速灌。高峰的胃相当难受，被灌了许多后，高峰全身大汗淋漓，人已经快虚脱了。他们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放手。他们说：“难受吧？你还是自己吃吧。”还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声嘶力竭的对高峰吼叫：“……我们北京不欢迎你们（指炼法轮功的）。上面说了，要在奥运之前把你们消灭光……”

2006年5月31日中午，从兰州安宁分局来两公安赵辉和赵根喜，他们来也问东问西的，赵辉是把高锋从兰州监狱刑满时直接绑架到兰州龚家湾洗脑班的5个帮凶之一（610的夏××，龙××，崔××，等等）。赵根喜狠巴巴的问话，高锋啥也不说，他也记录，还连吓带诱骗让签字，赵辉也在一旁帮腔。赵根喜还阴险的变相问炼没炼，对法轮功的认识，等等。高锋告诉他，你别问，炼不炼是我的事，你别下软套子，我也不签字，我不承认你们的这一切。

下午3时，陈××和一人开车，两个包夹，给高锋戴上铐子，戴上帽子。离开时，高锋听到国安抄家的人互相说把曹东的衣服拿走带给曹东，证明曹东也被关押在附近。

押上75次列车卧铺第七车厢，在火车上把高峰右手铐在床上，睡觉时还要把一只脚也铐在床上。他们怕别人看见，上面盖了一件衣服。他们伪善的劝吃劝喝，高锋都谢绝。服务员看高锋牙龈是白色的，很关心的问是不是缺维C？高锋让她们看手铐，告诉她们五六天没吃没喝，并简单的告诉了法轮功真相，我们只求一个自由的炼功环境，并从生活中讲大法给人带来的好处，周围的人都静悄悄的听，两便衣也无话可说。高锋被迫流离失所

2006年6月1日下午到兰州，安宁国保大队长韩××开警车等候，一见面就咒骂不停，威胁不断，骂老师，骂大法，骂大法学员。到分局三楼，高锋就被强制上了铁老虎凳，韩××还狠狠的说：你们法轮功都一个样，不吃不喝不签字，吓谁，我今天就给你治一治这些毛病。他还说你不是“转化”了吗？！那你还给国家安全局的人讲法轮功，弄的省上，市上，劳改局司法局都知道了。你不是给我们找事吗？你跑北京干啥去了？……

过了一会儿，安宁610的夏××（书记）进来，把老虎凳撤走，然后软化的只留高锋和他谈话，劝高锋喝水。高锋不喝，说自由了再喝。此人是上次绑架高锋到洗脑班被强制洗脑的主凶者之一。最后，高锋答应不再谈过去的事情，回家安安静静找工作，成家，孝敬父母之类的话，违心的说在北京给安全局说的法轮功的认识是“气话”；韩××逼高锋姐姐签字，扣留了高锋的2000元钱、身份证、MP3、收音机等，也不给任何单据，还勒令他姐姐再“自愿”交1000元作为警告。韩××还威胁如果再有啥事，就把高锋的户籍迁回老家，再送“基地”半年，罚金1万2千元。如今，高锋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有家不能回。

2007年9月，安宁区刘家堡居委会一个女的打电话到高峰的父母家骚扰，问高峰有没有电话、在哪上班等。

2007年10月，又有个电话打到高峰的父母家，最少有三个男人先后说话，伪善的打听高峰在那里打工、结婚了没有，等等。

2007年11月15日，高峰父母所在地的榆中县青城镇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姓魏），去高峰的父母家骚扰两次。

这个期间，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的警察赵辉，也多次打过电话骚扰高峰的父母家和高峰姐姐家。

2008年4月份，又有三个便衣伙同青城镇派出所一人，开警车到高峰父母家再骚扰，说有高峰的消息就给他们联系，说他们是兰州安宁刘家堡街道办的，不要让高峰在奥运期间去北京等等。由于本地乡亲围着警车前后质问，他们走时吓的不让高峰的父亲送他们出门，还说这里的人事多。

2009年5月初，高峰和家人、亲戚老板去安宁区刘家堡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上午来了十来个安宁“610”、政法委的人，还有街道办的贺勇、居委会的两个妇女（一个姓唐）、刘家堡派出所的所长开座谈会。最后到中午了，派出所所长说高峰的户口手续在几次电脑升级的时候已经丢失了，找不见了。而居委会的则说高峰出监狱后一直没有拿派遣证档案等手续来办理，这里也没有高峰的手续。

高峰说了是龙主任和夏书记将他从监狱里直接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所有的手续都在他们手中，没办法办理。如今要外出打工，不得已来办理。最后居委会的一个年龄大的妇女拿出一张白纸，让高峰写认识，写“转化”了的认识后，她们才可以交到政法委审批后，再决定高峰的户口和身份证的事情。高峰告诉她们坚决不写这些东西。

最后那个妇女说那你签个字，内容我们写，然后交上去。高峰当时气愤的说：“我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编写上我杀了人了，那我被判死刑，枪毙了，都没法说清楚。”后来到了派出所，所长在网上查，也没找到高峰的手续。

几年间，他们经常打电话骚扰高峰打工所在地老板。在他们给此老板的一再骚扰、压力下，迫使高峰第二年不得不离开了该老板，去别处想办法打工。而之后的2010年、2011年，高峰原来打过工的老板又多次被电话骚扰。

至今13年了，高锋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各方面的生活和生存都是很艰难的，在工地辗转打工。

2012年，在高峰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找到高峰大姐的单位，逼迫高峰大姐写了“监管保证书”。给高峰的大姐家造成严重的伤害。

2013年7月11日，安宁区刘家堡的贺勇、居委会的唐姓女工作人员、安宁区政法委的一个年轻人，还有另外两个人（没见到），他们又找高峰的大姐，高峰的大姐正好出差在外地。他们就找到高峰的大姐夫和高峰当时打工的一个老板，非要见到高峰不可。最后迫使该老板开车接他们三人到办公室。高峰讲述了自己被迫害的事实，贺勇当时就暴躁的说：谁迫害你了？谁迫害你了？

高峰还问了自己的户口和办理身份证的事情，唐姓女工作人员说高峰的档案后来找到了，在她们那里放着，但是其它手续没有。

此件骚扰事情对高峰打工的第二个工地老板的内心压力也很大，迫使高峰不得不再次无奈的离开第二个工地。

高峰的父母当时都近80岁的老人了，这么多年一直被牵连，受到迫害骚扰，身心俱损。从2007年之后，他们每次到高峰的父母家上门或打电话骚扰后，高峰的父亲都会血压升高，睡不了觉，心情惶恐和忧愁，之后身体状态越来越不好。

2013年7月11日，安宁区刘家堡的贺勇、唐姓女工作人员、安宁政法委的一个男青年、还有另外两个人，再次骚扰高峰。高峰的父亲知道后，身体和精神更是越来越差。在长期的各种担惊受怕、紧张、担心、惶恐中，2013年9月6日，高峰的父亲再次突然跌倒后，当夜被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而离世。

2014年，他们几次到高峰三姐的单位去骚扰，口气和态度非常的恶劣，威胁、逼迫高峰三姐写了“监管保证书”。高峰的三姐问高峰的户口和身份证情况，他们说报到上面再研究，有消息再通知。这些骚扰给高峰的三姐和三姐夫造成的压力很大。

2014年，工厂的罗干事说当时开除高峰的原因是派出所老找厂子的麻烦，才把高峰开除的。说高峰的原档案还在厂子里。

2017年9月16日前后，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三人（一个男的是片警；一个是管户籍的女警，之前从三月份就多次给高的大姐打电话骚扰；另一个是司机），到法轮功学员高锋打工的工地住所骚扰老板和同事、还到高的老家也去骚扰。

在此之前，他们就曾给高锋大姐打电话说是要见高锋的面，只是在工地上远远的拍张照片就完事了。而且他们这几年对其二姐也是多次电话骚扰，问高锋的情况。

2019年11月14日，甘肃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福兴路街道的一个女工作人员，打电话骚扰高锋的大姐，问高锋在哪里？说要叫高锋去福兴路街道填个什么表，然后拿到刘家堡派出所办理户口等等。

2019年9月18日下午，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所长袁赟（50多岁，皮肤略黑，中等个子，圆脸，电话：13399318673）打着西区派出所的幌子，打电话诱骗传唤高锋的外甥到西区派出所，威逼他说出了他的母亲（高锋的大姐）的新电话号码。之后，这三人直接开警车到高锋的家乡青城镇，打电话叫出高锋的大姐到他们的警车内，询问高锋目前的情况。

在2020年2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城期间，3月份疫情解封期间，之后的4月份和7月份，他们中有人先后四次给高锋的大姐打电话骚扰，询问高锋的情况。

2021年3月份，安宁街道综治办的这帮人，就在兰州找到高锋的大姐，欺骗高锋的大姐说是现在上面不管（法轮功）了，并在兰州五泉山附近给其大姐照了像，诱骗签了什么字，给高锋的大姐4岁的小外孙女也照了像。

2021年5月28日中午12点半左右，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街道办的一女四男（都是中等个子，30多岁的，穿的全是便衣），敲法轮功学员高锋家乡榆中青城镇的住宅大门。80多岁的母亲开门问啥事。他们说是安宁区刘家堡综治办的。他们就在大门口问高锋的情况，在哪里打工，来过没有，并要高的照片……还问高的其他姐妹是否知道高的电话等等。

他们说，本社区这次有12个要找的（法轮功）人员，高锋是这次开始被找的第三家了。最后还欺骗说，如果有高锋的照片了，就从微信上给他们发过来，给办身份证。他们还说，没有身份证，出门就不方便。其中一人走到远处打电话（可能是给其上面的领导），还有一人在院门外偷拍了几张照片。他们五人离开时只留下三个人的电话，说有事就找他们。

迫害类型：
非法关押； 非法劳教； 非法判刑； 清身； 毒打/殴打； 摧残性灌食； 长时间吊拷； 铐在某处上； 注射不明毒针； 敲诈/掠夺/破坏财物； 非法罚款； 诱骗/利诱； 电击； 打骂； 高强度超负荷劳动； 关禁闭； 洗脑/送洗脑班； 性侵害(包括男性)； 绑架/劫持； 骚扰； 电刑； 强行施药； 迫害亲属； 剥夺大法弟子被探视的权利； 非法审讯； 无故扣工资/剥夺福利待遇； 无故开除、辞退或使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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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及个人：
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 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838号，邮编730070 电话0931-5163860 袁警官13399311472； 杨警官（音）18993139739； 办0931-5163867。 一个女户籍员 一个司机 ◎部份相关责任人的电话号码： 闫小涛（或清）15095313166； 王伟15349314164； 曾涌蕊（女）18153694507

责任单位及恶人：
海淀区看守所 : 李军
安宁公安分局 : 赵辉， 赵根喜
刘家堡派出所
兰州龚家湾洗脑班(兰州市法制培训学校) : 杨东晨， 刘小峰（晓峰）， 祁瑞军
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
集宁市公安局
兰州监狱(大砂坪监狱) : 苏东海， 李生勇
兰州监狱（大沙坪监狱） : 王长林， 何丛善， 杨东， 刘秉成， 刘润云， 王维红
丰台区法院
丰台区看守所
安宁区政法委
集宁市戒毒所 : 高林
刘家堡街道综治办
安宁区刘家堡福兴路街道

更新日期: 2021年9月11日 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