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艳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十六年来多次被绑架、关押，遭非法劳教，身份证被扣押十六年，无法外出，无法工作，被剥夺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权利。

姚玉艳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姚玉艳陈述的事实（部分）：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六岁出麻疹睡了草地，结果瘫痪了，父母想尽了办法，求医问药，几个月后终于站起来了，在以后的三年里我接连又瘫痪了两次，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全身风湿，骨骼变形，长年浑身酸痛，对天气特别敏感。婚后生活压力过大，家庭矛盾不断，心情常年压抑，得了心脏病。加上胃病，吃不下东西，脾气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整个人骨瘦如柴，生不如死。二十九岁时就立下了遗嘱，但是又舍不得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天天苦熬着。三十六岁时，丈夫被查出绝症，孩子被发现是先天性弱视，几近失明又无法医治，一家人在绝境中挣扎着。

一九九七年七月，我喜得大法，从此一家人的命运发生了惊天的逆转，丈夫好了，儿子好了，我也好了，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天生活中按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去做，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努力归正自己的言行，做事为别人着想，做一个真心向善的好人。

迫害开始　屡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从此我们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权利。

一九九九年中秋节，我因进京上访在河北三河市火车站被铁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晚被白山驻北京办事处接到北京。第二天，由驻京的白山警察非法押送回白山拘留所。期间在三河市被非法警察搜身抢走三千多现金，却一天都没有给我任何食水。回到白山市后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期间因坚持炼功被死锁刑床两天，被体罚、谩骂，被逼做奴工。

从拘留所回家后，我家就被警察监控起来了。偶尔有朋友来访，下楼后都会被警察盘问。更有同修被楼下警察非法拘留了。电话被监听，经常被警察打来电话警告威胁，买菜上街身后都有人跟踪。整个生活全部失常，被逼第二次进京上访。

一九九九年最后一天，我们一家三口由于身份证被没收，决定步行也要上访。同行的还有两位同修，我们一路步行与公交交替前行四天后，停留至辽宁省建昌县。深夜被建昌县镇南派出所警察，从小旅馆非法抓捕。警察将我随身携带的六千多元现金、大法书籍、随身物品，全部抢走。丈夫和孩子身上的八千多元现金及物品被抢劫一空。

因我拒不交出写有同修电话的纸条，放在口中嚼烂。被四个警察猛扇耳光，捏住我的嘴巴和下巴。长达二十几分钟暴打和谩骂也没得逞。趁他们到别的房间间隙，我只身逃出派出所，继续上访之路。而丈夫、儿子还有同修，后被非法押送回白山市。丈夫被非法劳教二年，在父母被非法关押期间，儿子流浪在亲属之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给孩子的心灵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大年三十被绑架、殴打

二零零零年大年三十，我刚刚走出天安门地铁站口，就被几个穿便衣的人强行抓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那里已经抓进来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因我念《洪吟》题目，同修一起背师父的经文，警察将我拽到一个房间里，砸碎一个凳子，两个警察拿着凳子腿疯狂的打了我十几分钟，打得我头、脸、身体全是瘀青。到晚上八点多时，又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笼子里装不下，我们被转押地下室的就有几百人，当天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估计接近上千人。

非法劳教　超负荷奴役一度失明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在天津访友，被河北区靖江路派出所非法拘捕，在河北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警察唆使在押犯人，羞辱打骂法轮功学员。由于坚持炼功、向同室犯人讲真相，警察将我的手脚锁在一起。身体不能直立、不能躺卧、不能正常吃饭上厕所，每天睡觉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四月下旬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关押在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二大队。

在劳教所里，每天被劳教人员看管，不能随便说话，更不能和同修说话。逼迫看诬蔑大法的书籍、录像，写思想汇报，由于拒绝洗脑，多次被体罚，被锁手铐脚镣。被强迫奴役，给劳教队挑选豆子，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以上。每天只有中午有一点菜，很少有油水。超强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奴役，使我的视力急剧下降。被非法劳教期间一度失明，好长一段时间连打饭、上厕所都无法自理。回家后通过炼功学法，视力恢复了。

遭酷刑折磨　多人被迫害致死

劳教队为挑起劳教人员对大法的仇恨，经常把一些事物和法轮功联系起来，零一年皇历新年刚过，车间干活的劳教人员进屋就骂，说法轮功把他们害苦了。我说：我们修炼者，没有违犯任何法律，是被迫害的，我们都是好人，让我们往哪“转化”呢？我们不“转化”与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劳教队队长无理取闹不让你们休息的是她们。是她们要挑拨离间，与我们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关系。我是好人，我没犯法，我要炼功！当我举起胳膊时，劳教人员只是把我轻轻按住，然后喊来队长将我带走，所有人都正常休息了。

我被带进禁闭室，被绑在光光的床铺上，手脚被分别拉开绑在床架上，然后把门窗打开，外面下着大雪。正月十二的夜晚就这样煎熬着我。到正月十三傍晚，我觉得全身的骨头缝都开了，想上厕所的感觉特别强烈，在强烈要求下，给我解开绑绳。当时我已经站起不来了，在两个人的搀扶下坐起来，却不能下地，浑身上下都不听我指挥了，被抬进监室。之后的四个多月，我只能弯腰走路，后腰部脊骨脱出，用手都能摸到。直到回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炼功才恢复正常。

因为抵制非法关押，要求炼功，要求还我师父清白，我被狱警人员用手铐、脚镣，锁在床铺上二十七天，不准上厕所，小便由劳教人员用盆接，吃饭由劳教人员喂。不准洗漱换衣服，整个房间都是异味。以此来挑起同室劳教人员对法轮功的敌视、仇视，从而逼迫我放弃修炼。由于绝食抗议，多次被插管灌食。灌的都是玉米糊加盐，灌食之后更加燥渴难受。即使这样，还要由我自己来承担灌食费用（从存款中强行扣款）。

因为我被强行捆绑锁床、被用胶带封住口鼻，白虹阿姨去制止他们的恶行，而被劳教人员陈金焕殴打，前胸及眼睛全部黑紫，还在冰天雪地里被锁在栏杆上冻了好几个小时。回到屋里已经快冻僵了，此后几个月连咳嗽都不敢用力。

后来我得知，白虹阿姨被迫害死了，还有我认识的徐伟文、程科阿姨、周学珍、韩亚德相继被迫害致死。

长期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元旦前三天，我回到了离别两年的家乡，二十七天后还没有和家人过上一个团圆年，就又被白山市红旗派出所警察骗去扣押不放。几个小时的时间内，陆续又有一名同修被骗来，一同被锁在铁栏笼里。从警察的相互“祝贺”中得知，抓一个炼法轮功的，奖励五百元。

丈夫领着孩子来要人，却被喝斥了一顿，天都黑了，也不放我走。因为有可能还要被劳教，我毅然的逃出了派出所。我们被迫流离失所，有家难回。

家人遭受的迫害

我十三岁的孩子，守着空空的几十平的房子，整夜睡不着觉，担心父母。大年前几天，孩子正在忐忑不知怎么办时，突然传来砸门声，孩子吓得半天不敢说话，砸门声越来越大，孩子胆怯的问是谁，回答是警察。说让开门看我们夫妻二人在不在家，孩子回答不在，警察威胁说不开门就用万用钥匙开门。孩子吓得嚎啕大哭，警察见状，好一会才走。

这些年来，我们十多岁的孩子，经历着多次父母被非法关押、辱骂、与父母生离死别，亲友歧视的白眼，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凄苦无助，给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痕。

几年中，每到所谓的敏感时期，政法委“610”主任、街道妇联主任、治安员、片警都会以各种名义上我父母家骚扰。要父母把我找回来，每次都恐吓父母我是被通缉的。常年的惊吓和对女儿的牵挂，对外孙的操心心疼，使母亲的身体越来越糟，终于在二零一零年春天去世。而我却只能在寒风飞雪中流泪，却连送母亲最后一程也无法做到。

被剥夺正常生活、工作权利

几年的流离失所中，由于之前被非法关押劳教留下的阴影，加之从亲友口中知道的所谓“外面的形势”，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怕心。我住过大山里看菜地的窝棚，旁边就是坟地；住过亲戚家的仓房，夏天半山腰流出的水从屋中间流过，冬天地面墙面全部结冰，早晨起来碗筷冻在一起。思念父母、想念孩子，担心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会不会在社会中学坏，学习怎么样，每天都在各种焦虑中煎熬着，不敢和家里及孩子通电话。由于交通闭塞，有时几个月也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一年只能见到孩子一、两次，而且都是天黑了之后才由亲戚悄悄接到山里住上一晚，再偷偷的送下山去。心中的苦啊，无法形容。身份证被没收，我不能外出正常的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困难到了极点。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艰难度日，孩子无法教养，老人无法尽孝，亲戚不能理解我们的坚持，冷言冷语的讥讽。我们完全没有了正常生活和工作社交的权利，过着逃犯一样的生活。

我因坚守信仰、履行公民合法进京上访权益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劳教、非法关押、被迫流离失所。一九九九年以来，地方司法人员敢于对法轮功学员说抓就抓、说打就打，说起诉就起诉、说秘判就秘判，全部是由江泽民发动的迫害运动所致，是江泽民教唆、纵容、鼓励、奖赏公检法司等执法部门执法犯法、随意虐杀好人，如果说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所有人都构成犯罪，那么，江泽民就是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罪行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罪魁祸首。

迫害类型：
绑架/劫持； 非法关押； 敲诈/掠夺/破坏财物； 死人床/大字板/上大板/十字架； 体罚； 高强度超负荷劳动； 打骂； 电话监控； 监视/跟踪； 非法扣压身份证或者不给办理身份证； 毒打/殴打； 迫害亲属； 手铐/脚镣； 非法劳教； 洗脑/送洗脑班； 逼迫放弃信仰； 冷冻/灌凉水/凉水澡/浸水； 摧残性灌食；

迫害事实相关报道：
被剥夺正常生活权利　吉林姚玉艳控告首恶江泽民

责任单位及恶人：
板桥女子劳教所(天津女子劳教所)
建昌县公安局镇南派出所
红旗派出所
白山市拘留所
河北区看守所

更新日期: 2015年9月12日 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