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雲宏，大學期間加入過作協，一九九五年有專利被專利局批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下旬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按“真、善、忍”做更好的人，身、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淨化和升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後，蔣雲宏兩次被非法勞教，多次被非法關押，並被非法判刑，多次遭酷刑折磨，多次生命垂危。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蔣雲宏遭非法勞教，被迫害得生命垂危，被“保外就醫”。當勞教所將他送回成都時，單位、派出所、辦事處誰也不接收。當時在他身邊，已經有兩個他熟識的法輪功學員在迫害中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同是成都空氣壓縮機廠工程師，與他同住一個宿捨十多年、一同修煉法輪功五年多的法輪功學員周勇已經於同年九月三十日被迫害致死。

蔣雲宏被開除工作、收回集資建房、不給辦戶口、身份證，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沒有，長期處於流離失所，不能工作、糊口的狀況，僅有的一點積蓄也在一次次綁架、抄家中被搶劫一空。

噩夢並沒有結束。從勞教所回家不到二個月，噩夢又開始了。蔣雲宏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敘述：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我在臨時居住的房子裡睡覺時，一伙人偷偷打開房門撞了進來，要捆綁我，我不服從，便被打倒在地，然後三、四個人在我身上使勁亂踩亂踢，還不准我發出聲音、抗議。然後有的踩住我的手、有的踩住我的腳、還有兩人坐在我身上，並不停地用拳頭進行毆打。一邊行凶一邊對我叫喊：“我們就是惡警！”

當時我身上有許多傷痕。一個多月了，現在我的右肋下部的內傷還在劇痛。我絕食絕水抗議對法輪大法的迫害和對我的綁架、關押。第五天我被成都市看守所送進醫院，可很快又被辦案人員從病床上扯下輸液針頭轉移到浦江縣看守所關押。在這裡我仍然絕食絕水，身體極為衰弱。

到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已經奄奄一息，在僅剩最後一口氣時辦案單位將我接回成都，在一個街頭丟下了我，讓我自己想辦法。在功友的照顧和關心下，我又幸運地活了下來。這二十一天像一場夢……”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蔣雲宏去一位法輪功學員家，不到一刻鐘就被一幫惡人野蠻綁架，被非法關押入成都市新津洗腦班。從二十二日深夜起，蔣雲宏就被中共惡徒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惡人將他雙手銬在一張獨凳兩側，強迫坐在上面，連續六∼七天不許合眼，每隔不到一分鐘就被兩旁的看守惡徒毆打一次。惡人有時用腳踢，有時用拳打，有時用硬紙條打眼睛，並不時向身上、臉上、頭上潑冷水，使他全身長期透濕。

在兩、三天後，成都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六一零”（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成員介入，他們對蔣雲宏實施了更加殘暴的酷刑，除了拳打腳踢外，還用手銬采用多種方式強銬，致使蔣雲宏幾次昏倒在地。惡人用非常痛苦的方式將他反銬在椅子上，抓住頭發將腦袋使勁往後拉，並用腳使勁踩銬著他雙手的手銬，致使他雙手一陣陣劇痛，手腕很快紅腫潰爛。有個最殘暴的惡人，殘忍的用雙手惡狠狠的抓、拽、捏蔣雲宏的大腿肌肉，又用拳頭砸，後來還用膝蓋頂、用腳踩，使兩條大腿鑽心的劇痛。

歷經兩個多月非人的酷刑折磨後，蔣雲宏無法生活自理，被非法關押在成都市青羊區“醫院”四樓四床。青羊區所謂的“醫院”是成都看守所的指定醫院，許多法輪功學員在該醫院受到強行灌食、注射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等迫害，近十名法輪功學員遭看守所與所謂“醫院”慘無人道的虐殺。

蔣雲宏被成都成華區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後，成都看守所用擔架、輸著氧，將其送五馬坪監獄衛生所。蔣雲宏的家人至少四次收到“病危通知書”，後來出現肝硬化、肝腹水狀態。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蔣雲宏的弟弟、在遂寧市安居區地稅局工作的蔣志宏擔保，把他接回母親身旁調養五個多月，在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狀態下，五馬坪監獄欲再將蔣雲宏收監。蔣雲宏被迫流離失所。中共惡人就迫害擔保人，將蔣雲宏的弟弟蔣志宏停職三個月。蔣雲宏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再次遭到綁架，又被送到五馬坪監獄迫害。據悉，蔣雲宏剛被劫持進監獄就遭暴打。

非法刑期應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結束。此前一日，蔣雲宏八十多歲的老母到五馬坪監獄接人，監獄拒絕放人。一姓袁的科長聲稱要給蔣雲宏所謂“補刑”半年。當蔣雲宏家人問依據哪一條時，袁某說不知道，並說是監獄管理局的決定，他們只是執行，讓家屬去問省監獄管理局。事實上，此前蔣雲宏的母親已到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問情況，監獄管理局的人說“五馬坪監獄的人說已對家屬說得很清楚了”。

蔣雲宏二零零九年初從監獄回家時，醫生斷定其活不了幾天。回家後，一直表現出腹部腫大，口中出血等症狀。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二十一時，突然咯血、便血，吐血量約三千∼四千毫升，三月八日二十一時再次突然咯血便血近一千毫升，無法救治停止了呼吸。

蔣雲宏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被非法關押在五馬坪監獄一監區衛生所向有關部門人員的呼吁信中說：

“二零零八年二月下旬，衛生所鄔先生再次根據我的身體狀況下了病危通知：肝硬化 、肝腹水，並時常伴有消化道、口腔出血，按醫學的說法，已是晚期，隨時有生命危險，現代醫學根本治不好。我現在腹部腫大，加上腿腳浮腫，四肢無力，行動困難。肝部、脾部疼痛。由於經常失血，又不能進食，只能靠流質維持，時常頭昏目眩，胸悶氣緊，呼吸困難，身體極為虛弱。因此希望有關部門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盡快將我送回到我老母親或其他親人身邊。

我是一個合法守法的公民，有著最基本的生存權生命權及信仰的權利，我沒有任何不好的行為，我只是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信仰自由本是天賦人權，也是受到憲法及法律保護的。當我因此而遭到了不公的待遇，並遭受酷刑折磨和迫害後，向世人訴說自己的境遇在不公的對待下得允許人說話，這是人最基本的權利。

可我連這點基本人權也被剝奪了，又因此遭受了更加殘酷的迫害。從二零零零年初至今的幾年內，我被開除工作、收回集資建房、不給辦戶口、身份證，使我長期處於流離失所，不能工作、糊口的狀況，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沒有，僅有的一點積蓄也在一次次綁架、抄家中被搶劫一空。在多次被綁架、關押中身體還時常被毆打、折磨，身心備受嚴重摧殘。就我現在這種身體狀況，也正是因被嚴重迫害的結果。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被綁架後，成都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六一零分子在新津洗腦班對我酷刑折磨、刑訊逼供，連續七天七夜不讓睡覺、一合眼就被拳打腳踢，打耳光、潑冷水，有幾個晚上四、五個六一零成員整夜圍著我毆打、酷刑折磨，我雙眼血肉模糊，無力行走……我絕食抵制這種無恥、罪惡的迫害。後在成都萬和路青羊區醫院的十多個月中，國保大隊六一零份子又三番五次對我威脅恐嚇，要將我弄出去繼續刑訊逼供，威脅要讓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由於長期絕食抵制，長期營養不良，身體又遭受嚴重摧殘，我在醫院期間曾多次生命垂危。

就在我奄奄一息之際，在沒有開庭審理，更不許我為自己辯護的情況下，他們居然在醫院裡將我非法“判刑”三年（如前所述：所謂的法律根本不能成立），最後又用擔架將還輸著氧氣的我綁架到五馬坪監獄。

由於我已被迫害得身體出現肝硬化、肝腹水等現象，五馬坪監獄將我保外半年。才過了五個月，聽說又要將我非法收監，想到自己身體還是那樣虛弱，又聽說關在五馬坪監獄衛生所的另一位法輪功學員張興才不久前剛被迫害致死，我哪敢回到監獄啊？！因此，我與家人和派出所中斷了聯系。在保外的派出所轄區內，另租了一個地方住下繼續調養身體。後考慮安全因素，又轉到新都找了一農家繼續調養身體。不久，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又被綁架到了五馬坪。綁架中，我的五千多元現金及一台六千五百元的新手提電腦被搶走。

我沒有干任何壞事，為什麼要遭受如此迫害？我信仰“真、善、忍”，維護自己的信仰，就被迫流離失所、被剝奪生存權利，被毆打折磨、被非法判刑、被迫害的生命垂危，還不能盡快回到親人身邊，難道非要將我關在監獄中迫害致死嗎？！……”

蔣雲宏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向有關部門人員的呼吁信中訴說了他二次遭受勞教迫害的經歷：

根據《憲法》第四十一條賦予公民的權利，我曾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與眾多大法弟子一樣，明知有什麼遭遇仍不顧個人安危為維護宇宙真理、人間正義而進京上訪。然而我在上訪中途被抓並無辜被勞教一年，這期間多次被警察和其他犯人毆打、折磨，受盡了種種非人的虐待，有兩三次差點失去了生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旬，在成都市公安局駐京辦，我與幾個大法弟子在零下十多度的室外柱子上被反銬了近二十小時，期間多次被看守人員拳打腳踢。審訊人員還進行毆打逼供。

送回成都關到青羊區戒毒所時，由於我們拒絕跑步，被強迫扒光衣褲（只剩褲衩）赤身裸體反銬在小牢房的地上，警察又用冰冷刺骨的涼水一盆盆地往身上淋。幾十分鐘後，又把我們銬在鐵柵門上，一個武警把我們當作沙袋拳打腳踢，甚至幾個女警也用高跟鞋在背後踢。當我們善意勸告他們應棄惡從善、遵紀守法，要對得起身上的警徽時，他們不但不住手，反而用手紙、臭襪子和毒犯用的髒毛巾塞進我們的嘴裡。為了堵住我們正義的聲音，後來他們專門買來膠帶貼在我們嘴上。一陣拳打腳踢後，直到有位功友暈倒了兩次警察才放了我們。

在成都市治安拘留所，大家提問時我舉手只說了半句話（“上訪是公民的合法權利……”）便被拉出去反銬在大院內的柱子上，僅僅由於我面帶微笑，一個老警察又氣急敗壞地用警棍在我頭上猛狠敲打。他一邊破口大罵一邊用棍尖戳擊、敲打我的鼻子、嘴巴、胸膛、腹部，甚至惡劣地用棍尖敲擊、擠壓我的眼睛，連其他警察看不下去在遠處制止也不停止。回到監室其他類拘留人員一邊替我擦拭臉上的傷痕，一邊流著同情的淚水憤慨地譴責這種惡行。

在蓮花村看守所，因為我要堅持煉功，近三十天內被一直戴上腳鐐手銬，有幾天還是反銬……

二零零零年一月中旬，我被送到四川省資陽大堰勞教所入所隊。初期，由於干部和犯人幾乎不了解法輪大法，“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大法弟子經常被毆打、體罰。特別是大法弟子王旭志因處處不配合邪惡，經常被干部捆警繩，他經常被新教組長王羽等人毆打、體罰或通宵奴役勞動不讓睡覺，干部卻視而不見。

在一天晚上再次被打後，我和王旭志決定要去向干部反映。第二天中午，他們不但不聽我們的反映，而且當著十多個干部面王羽仍不停推打王旭志，干部卻不阻止，反而要罰我們頂著牆壁。我因此指責他們對不起身上的警徽。干部惱羞成怒，叫來幾個狠惡的犯人，把我按在地上強行扒光上衣，並用細繩索緊緊地捆綁起來（他們邪惡地叫囂：“把你綁在十字架上……”），然後又踩著小腿將我拉起來按在地上跪著（干部說是“向政府悔過”），接著入所隊隊長拿著鞋用鞋跟在我臉上嘴上一陣猛打狠砸，我很快被打得鼻青臉腫，滿口鮮血。看我暈死過去了，他們才松開繩索（捆警繩這種酷刑時間稍微長幾分鐘就可能致命或雙手致殘），等我醒來恢復後又再次捆起來。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我看見樓下院子裡干警正用警棍毆打幾個被捆著的大法學員，並聽見干警在喊叫：“還有誰要煉功的都下來！”我要下去卻被幾個犯人攔截著。於是我和王旭志馬上煉功。警察在我背上打了幾十警棍，然後又捆起來與大家站在一起。這天我和大家開始了絕食抗議迫害。

我希望通過自己承受痛苦和自己的付出喚醒干部和犯人的善心和正念，並真誠地向他們表明：法輪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應該有公正合法的環境。

我們五、六人被調到嚴管組，幾天內經受了一場慘無人道的折磨。用他們叫囂的話說：嚴管組就是人間地獄！

白天干活時，邱文皓等惡徒常常突然向我們瘋狂地襲擊。大拇指粗細的鐵棍在背上打彎曲了還要打直回來；竹棍在我們後腦勺敲打出一個個血包；碗口大的木棒向我們背上、肩上狠毒地戳擊；細竹條把赤裸的背部抽打得血肉模糊；磚頭或更大的硬物從遠處向我們身上砸來……（我被打得渾身疼痛，腰部幾個月都用不上力）。中午和整個晚上他們都不讓我們休息、睡覺，強迫繼續奴役勞動。而且，他們在制鞭炮用的漿糊裡面故意加進大量的鹼，我們的雙手很快被腐蝕得血肉模糊，每搓動一次便鑽心的疼痛，每張制鞭炮用的舊報紙上都留下我們的鮮血。當我們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對待我們時，卻回答說是干部讓他們這樣管理的。

四天三夜中我們沒吃沒喝沒睡覺，還不時遭受殘酷的毆打，我們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氣息奄奄、隨時面臨死亡，梅倫先功友後來在一陣毆打並捆了幾十分鐘後已經氣若游絲、倒在地上起不來了。有的其他類勞教人員目睹這些暴行都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淚水，有的暗暗鼓勵我們說：堅持吧，人間自有正道！直到第四天傍晚，所部找我們談話並許諾改變環境後才結束了這場嚴重踐踏人權的暴行。

之後我被分到機械廠中隊，得到了一些善良人的關照（在此表示真誠的感謝！），在較為寬松的環境中身體逐步恢復。但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七月左右，當馬三家勞教所猶大來過後，在上面的壓力下，勞教所加緊了對我們的洗腦。大法弟子在所在中隊都干著最苦最累最髒的活，中午晚上被強行灌輸邪惡的謊言，一直到深夜一、兩點左右（有天我三、四點鐘還在奴役勞動），第二天又要出工。我光著上身在烈日下錘、洗玻璃，每天身上都有一、二十處傷口，整天褲子都是濕的，還沒有時間換洗。很多時候干部或包夾人員找我連續幾個通宵談話，名為關心、實質上是不讓休息。後來干脆讓我通宵通宵地跑步……在骯髒瘋狂的謾罵和甜言蜜語的圍攻中、在邪惡謊言的干擾誘惑下、在偽善表演的帶動下、在軟硬兼施的壓力下、長期的精神摧殘和殘酷的肉體折磨使我曾經備受摧殘的身心很快憔悴不堪、搖搖欲墜……用狡猾的方式按干部的意思和要求於八月底九月初寫了決裂書。後來，通過我一、二十天的冷靜反省向內找，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錯誤，找到了自己維護自我的執著心，在離開勞教所之前，我頂著強大的壓力對自己的錯誤給予了糾正。（滿教回來後以及再次被關押、勞教期間，當我發現一些單位與部門有我當時寫的這份材料的復印件時，我已經多次向有關人員申明作廢。但現在“保外”期間公安、政法、政府有的部門仍然將此已經作廢的材料向有關部門復印寄發。）在此，我再次嚴正聲明：二零零零年九月前後，我寫的那些不符合大法的材料徹底作廢！

其實我的遭遇與其他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相比根本還算不了什麼。我反映這些事實是希望善良正直的人們能明辨是非、善惡。我真誠地呼吁：停止迫害，還法輪大法清白，讓“真善忍”造福人類。

然而，勞教回來後，單位已經在勞教期間以進京為法輪功上訪曠工十五天為由開除了我的公職、收回了我勞教前的集資建房，派出所也一直不給上戶口。又是我反覆輾轉到政府、勞動社保、司法部門的省、市、區和基層有關單位反映要求解決，各單位卻互相推諉，兩三個月都沒有任何結果。實在令人寒心，可我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始終用“真、善、忍”約束自己的言行。但是我總得生存，還要供養老母親。（在這場對善良的煉功群眾的邪惡迫害中，眾多大法弟子失去了工作、住房，甚至有的老人還被扣發了退休金，生活極為貧困。我只是其中一 名）。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在網吧熟悉電腦打字寫文章被抓，再次失去了自由。在派出所，成都市公安錦江分局一科專門負責迫害的楊文斌審訊時不斷對我進行謾罵、威脅並污辱師父和大法，我多次善意勸告無效。二月份在看守所審訊室，楊再次對我威脅、打耳光，進行逼供，並揚言：你這種不配合的態度就應該被黑打。派出所到我的住房裡抄家並叫電視台攝像，可是第二天四川電視台卻臆造播出毫無證據的新聞節目（去年有邪惡之徒還在女子勞教所造謠說我生病腎衰竭已經死亡），極盡造謠污蔑欺騙之能事。通過偵查，我於三月一日被無罪釋放，但接著進行治安拘留。

三月十六日到期後已決定釋放我時也許因政策需要或某些人認為我太“頑固”故意迫害又突然被逮捕。從這天起我開始絕食，在身體極其衰弱、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寫了這份材料，向省級各部門真誠地反映情況。經過檢察院過檢後決定不能對我起訴，這時一般情況下本該無罪釋放，但是，公安部門不顧我極度消瘦、衰弱的身體又於六月二十一日對我進行一年半的勞教處罰，並於第二天單獨送到綿陽市新華勞教所，在勞教所醫院灌流食、輸液，並專門派四、五個勞教人員進行“包夾”、嚴管。我上交了行政復議書卻一直沒有復議結果的通知。

我只是要堅持和維護“真、善、忍”宇宙真理，我只是要堅持做越來越好的好人，提高自己的境界；也希望回報祖國和人民。我絕對不應該被勞教、被邪惡的“轉化”所迫害，我也不想在勞教所裡聽那些骯髒低級生命惡毒謾罵的語言。去年長期遭受折磨和虐待，現在又長期非法關押，我的身體已經非常衰弱，我應該有自由、正常的生活，我應該有健康的身體。而且，我還有七十歲體弱多病的老母親需要我供養。去年我無辜被勞教時，母親擔心我這個一直很孝順的兒子會被打死，多次不顧嚴寒和酷暑輾轉乘車來看我。不是大法弟子不要自己的親人，是邪惡的鎮壓對善良百姓的迫害使許多大法弟子失去了自由、不能孝敬老人、照看子女，有家不能歸、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人人都有父母妻子丈夫兒女。孝敬老人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我要求立即釋放我，讓我自由地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對這種反覆長期的關押處罰和迫害我絕對不能認可和服從！在這場正與邪的較量中，我若服從對我的非法處罰就是縱容邪惡對善良的迫害，是隨波逐流以至推波助瀾更甚至是助紂為虐的行為。我絕食並非要自殺，自殺也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正法修煉不能殺生，自殺也是有罪的。）

在這樣長期關押下，也許我會失去生命。我堅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古人雲：朝聞道，夕可死。但我還是要再次說明：我珍惜我的生命，我絕不會自殺。如果我失去生命，一定是被邪惡勢力迫害致死！

我再次真誠地呼吁：停止迫害，還法輪大法清白，還李洪志師父清白，釋放所有無辜被關押的大法弟子。

迫害類型：
非法勞教； 無故開除、辭退或使下崗； 敲詐/掠奪/破壞財物； 綁架/劫持； 非法關押； 毒打/毆打； 剝奪睡眠； 坐小板凳； 銬在某處上； 冷凍/灌涼水/涼水澡/浸水； 非法判刑； 迫害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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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26年4月3日 21:32